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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共同举办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检察监督研讨会”日前召开。北京检察机关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检察官代表与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各大互联网企业代表等，聚焦互联网领域恶意诉讼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人员纷纷建议，应从社会共治角度，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开展协同治理，加强源头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服务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依法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滥用知识产权排除市场竞争、阻碍创新的行为”。此次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检察监督研讨会的召开，围绕着检察监督在惩治恶意诉讼、保护知识产权、推动网络法治方面的作用发挥和实现路径，听取了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面对面了解了相关企业需求，共同探讨了网络治理的对策路径，为更加精准有效地开展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凝聚了共识。

研讨会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段晓雁系统介绍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特点，并从权利基础的非正当、维权心态的非善意、诉讼主体的不适格、实际损失的关联性四个方面，对恶意诉讼进行了法律解读，还从刑法角度论证了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适用刑法的可能性。

会上，来自京东、阿里、百度、抖音等互联网企业代表均指出，恶意维权行为不仅损害了被投诉商家的个体利益，也挤占了本该用于正当权益的知识产权保护资源，既有害市场秩序，也对司法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因此，建议从社会共治角度，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开展协同治理，加强源头治理，在平台针对恶意维权人主动出击的同时，加大多方联动，由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和平台建立互通机制，对涉恶意诉讼行为人建立“黑名单库”，提高违法成本，探索损失和赔偿的认定标准以及知产恶意行为的惩罚性赔偿机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共治优势。

聚焦会议主题，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颖指出，针对互联网平台的恶意投诉和恶意诉讼问题，检察机关除了传统的监督方式外，在竞争法体系下由公益诉讼介入是非常好的路径，但需要坚持监督审慎原则和类型化原则。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舸也提出，恶意诉讼和恶意投诉的出现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治理，要对具有特别明显恶意的诉讼行为进行严厉的制裁，同时聚焦重点领域和范围，增强社会公众的可预见性。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合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余尘还提出，应准确区分“恶意投诉”“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几个概念，尤其应注意“恶意”的判定，建议借鉴大数据手段加强研究，尽可能为“恶意”确定多项客观标准，防止执法过程中误伤“善意”维权者，真正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目标。